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顾海良致辞
智编导读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和《光明日报》理论部共同主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学术研讨会”6月3日在京举行。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顾海良致辞。
尊敬的伟光院长，尊敬的各位同事、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
今天经济研究所成立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非常有必要，经济研究所以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为平台，不仅对经济研究所的学科发展会有极大的推动，而且对全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乃至对经济学整个学科的发展都会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在成立研究中心之际，又以话语体系为主题探讨政治经济学发展，体现了我们的眼光，更体现了我们的学术境界。现在我们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注重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系四大体系建设，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讲同样如此。
那么，话语体系在四大体系中居什么样的位置？我在教育系统，在高校工作，深深感到对高校来讲，教材体系的影响最为直接，教师在课堂上讲什么？没教材不行，每个学科都应该有教材体系。而教材体系靠什么？靠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支撑。而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内涵是什么？那就是话语体系。所以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以话语体系作为切入点，是非常有眼界和眼光的。这样来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习近平总书记“建立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科”，四大体系实际上也是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要求，四大体系包含了我们讲的学科的体系问题，实际上就是“系统化”问题。“系统化”定位在经济学说上，首先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方法论。但是，总书记提出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建设目标，显然还包括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与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系统化”问题。
我们在一个时期把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看作是政治经济学内在的话语体系，没有看到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是建立在经济学说系统化和系统性的基础上。这就是我们经济科学中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学之所以成为科学，为什么？比较权威的解释就是我们讲的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讲的，经济学之所以称为科学，经济学说之所以称为学说，是因为有三大要素，一是理论，二是统计，三是历史，统计主要是方法。内涵一个是理论，一个是历史，历史有两个，一个是经济史，一个是经济思想史。换句话说，熊彼特认为的经济学说实际上就是“一论二史”，一个经济理论，一个经济史，一个经济思想史。那么熊彼特的说法能不能站住脚，回顾经济科学的发展，可以说这个基本能够站住脚，而且对我们现在建立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有着直接的启发和启示。
我们看凯恩斯革命，大家称他为经济学革命。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核心概念是有效需求不足，但他刚开始不讲这个，而是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切入。《通论》开头用了一个注，重新解释什么叫古典经济学，为了使自己理论站得住脚，他从经济思想历史的概念出发，他认为他之前的马歇尔和庇古，都推崇过古典经济学。凯恩斯要翻一个案，就是这些古典经济学都是以贬损重商主义为前提的，他要翻的案，就是多年来人们对重商主义的理解是错的。那么又为什么要为重商主义翻案？显然他也是为自己的宏观经济学，为他的国家对经济的调节理论创造条件，他从经济思想历史、从经济史出发来谈他的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这是凯恩斯学术切入点的一个过人之处，这和凯恩斯在经济学理论修养的基础上，有很深厚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修养是分不开的。同样，凯恩斯之前的马歇尔也讲过，读他的《经济学原理》时要注意他的附录。他的附录很多，有七八十个，但最主要的就是前两个附录，附录一和附录二，附录一讲经济史，附录二讲经济思想史。所以读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如果不读这两个附录，就不能理解马歇尔的局部均衡理论是建立在他对产业革命以后经济史的研究基础上，也是建立在他对斯密以后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的，所以都是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切入来建立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我们可以往前推到边际革命，无论是杰文斯、门格尔，还是瓦尔拉斯，特别是瓦尔拉斯，我们读他的纯粹经济学体系感到非常的怪异。他怎么形成这个体系的呢？但是如果用熊彼特的观点来看，那个体系是能理解的，他把他的理论研究和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交叉在一起，看他的纯粹经济学体系，他不断论述自己的理论，但是中间不断地插入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以此证明他和门格尔、杰文斯的边际革命是成立的。
我认为，从熊彼特这个观点再推到现在，建立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是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相辅相成的，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讲，无论是话语体系、学科体系等等，都离不开经济学说的系统化，而经济学说的系统化离不开经济学理论、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讲，我现在深深的感到，假如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不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学切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间，这个理论怎么讲都讲不好，就没有历史的穿透力、没有历史的底蕴。同样讲经济思想史，离开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史，或者离开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再讲我们现在的理论你也是讲不通的，也是讲不清的。假如把两个史加到理论中间，我觉得很多问题豁然开朗。
我也曾经试过跟学生们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增加更多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材料，学生听了以后觉得还是能够接受的。因为，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一门历史的科学，脱离历史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肯定是先天不足的。话说回来，经济研究所具有得天独厚的学科优势，就是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思想史、经济史的结合。我上学的时候报的专业是中国社科院的经济思想史，我的导师田光，研究的是《资本论》的创作史，当时，经济研究所学术地位最高的是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这正是支撑经济研究所很多学术问题研究的基础，至今我们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还得看当时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而经济研究所的大家是把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合起来研究的，像巫宝三吴承明先生这样的著名学者，你不得不佩服他的经济史的涵养，他们的经济思想史的涵养也非常深，而结合中国经济问题来谈这些问题，也非常深刻。
所以我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就是话语体系的建设要和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结合起来，既要强调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也要强调与此相适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和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我就谈这么些，谢谢各位！